吃西餐的简笔画(吃西餐怎么画)_美食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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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打造一份独特的历史小报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现代民俗的变迁是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现代社会的转型相适应。现代民俗的变化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下面从礼仪、消费、衣食住行、旅游节庆、红白喜事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现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俗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的社交礼仪和祭祀习俗，包括称谓、问候等，仍然主导着社会。人们见面时要进行鞠躬、捧手、跑拜、打招呼等仪式。跪拜原本是一种互相问候的姿势，到了封建时代就成为一种尊重、臣服的礼仪，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跪拜主要是针对长辈。最隆重的是三跪九叩。这在同龄人中很常见。它可以用作弓或杯子。相应地，还有“大人”、“老爷”、“夫人”、“老太太”等一组称谓。但新中国成立后，在沿海贸易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首先在新知识分子中，逐渐采用了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代之以“老师”、“女士”、“小姐”、“同志”等以前的称谓。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明确规定祭祀孔子时，“取消拜跑仪式，改为三拜，祭祀时穿便服”。长袍。” （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 1912年3月5日。）很快，又明确下令废除社交中的跪拜、鞠躬、问候、捧手等旧礼仪，代之以鞠躬。同年8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第《礼制》号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礼仪的法律地位（注：第《东方杂志》号，1912年9月第9卷第4号）。鞠躬和使用“老师”、“君”等称呼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鞠躬、握手、鼓掌等新的礼仪习俗已逐渐成为中国常见的“文明仪式”、“文明礼仪”，体现了社会礼仪的进步趋势。此外，交谊舞、生日会、同事宴席等在城市的流行，都体现了现代社会风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新商业在中国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洋货消费逐渐在上层社会流行起来，但最初仅限于通商口岸和富裕官僚家庭等少数地区。到了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数量增加到70多个，洋货的消费遍及各行各业，即使是在云南偏远地方的商店里，也能看到很多洋货，包括各种各样的洋货。竖琴布、哔叽、羽纱、绒布、钟表、玻璃等，价格合理“也不是贵得惊人”（注：姚浩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也争取洋布”，中产家庭甚至“出去当官”。 “纺纱、丝绸并不是奢侈品”、“大多数年轻人都像羔羊和皮毛一样富有”（注：宋彦斋：《蒲圻乡士志》，引自颜长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 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小吃、西式饮品、业余戏剧俱乐部、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等西式生活方式，和有轨电车都影响到了中国。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中国人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内容的重大变化。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娱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消费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服饰习俗的变迁：我国的服饰习俗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有丰富多彩的服饰。到了清朝，中国服装多为袍服、马褂，妇女则穿旗袍。民间有句俗话：“孔雀翎，马蹄袖”。服装具有等级森严、衣着讨人喜欢的特点。这些缺点与现代人的平等要求和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格格不入。为此，一些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装。 1850年代，香港和广州的一些人模仿外国服饰，更多的中国商人穿着西式服装。 1898年时期，康有为主张“轻松服务”。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穿西装。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在元旦“着洋服，拜孔孟”（注：《胡汉民自传》，【京】《近代史资料》 1981年第2期） .），这在学生中是可以看到的。穿西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当时，留学的学生大多穿着西服。清朝灭亡后，出现了“洋服热”。在同都大邑，人们“多着西服西帽，数不胜数”（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 1912年3月4日日本。），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平民和军服，毛毡冠，皮鞋，毛裤，完全是欧洲风格”（注：民国第17卷《慈利县志》，海关。）。此外，西式衬衫、羊毛外套、毛衣、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逐渐普及。总之，中国服装中的西方元素正在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是近代中西服饰结合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着装与“打扮”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比如纹身、化妆、发型、配饰、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来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长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 “多年来，整个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可笑、最奇怪的民族；从这个角度分析酒店咖啡机到底有多重要？他们的光头、辫子、斜眼、奇装异服、女人毁容的脚，早已为漫画家们提供了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舟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性扎长辫，穿大袍，女性则裹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服饰。但188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着装形象发生了变化。首先，一些最先来华的传教士主张天族，维新派最先反对缠足，主张自由化。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了不缠足会。 1896年在广州，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东南沿海地区也成立了不缠足会。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颁布了禁止缠足的法令。 1901年，慈禧太后下令禁止缠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政部下令各省禁止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不缠足运动具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虽然辫发在清代是男性的形象象征，但它是满族习俗同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国家象征，而这种国家象征也成为了近代文明世界的一种潮流。短发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落后”和“不文明”的象征。

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信中公开要求清政府“剪发”、更衣。一般开明人士也呼吁剪掉辫子。 1911年清政府甚至允许官员和公民自由剪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逐渐被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很多理发店来取代很多“剃头器”。就连袁世凯也把辫子剪掉了。民国成立也带来了短发的流行。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到了清代，川菜、粤菜、鲁菜等各种菜系以及其他地方风味菜肴、小吃逐渐形成。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透，一些西方食品也逐渐传入中国。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食品开始在一些沿海贸易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旭注意到上海虹口地区开设的西餐厅“最受中国人欢迎”（注：葛元旭等：《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 页。）。 20世纪80、90年代，西餐厅在天津、北京相继开业，名气日盛。翻看这一时期的《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经常可以看到“品生楼”、“德艺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其专营“英法菜”、“聘请熟练的洋厨微调”。西餐”（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厅品质非常高，如“六国宾馆、德昌宾馆、长安宾馆，皆为西餐”。），甚至政界、商界人士也经常来来往往。辛亥革命后，吃西餐在一些大城市成为时尚。海昌泰汉生在《大公报》中写道：“菜品竞相争优，西洋风味初尝，刀光耀眼，菜品干净，爱一杯香槟”（注：顾平权：《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洋”风潮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逐渐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喜爱，比如啤酒、香槟、奶茶、汽水、冰棍、冰淇淋、面包、糕点、蛋糕等，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说明西餐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重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生活习俗的变化：中西方生活习俗存在很大差异。既有城市化问题，也有风俗习惯不同的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但与民用住宅有着明显的阶级差异。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式。通常，中国传统的房屋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幅员辽阔、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近代，由于受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中国人也开始在一些通商口岸建造西式或半西式的住宅，并出现“Hunhu仿西式”之风。邓子勤在《淞滨竹枝词》中说：“清末园林亭台楼阁也融入了西式建筑，大邑几乎随处可见”。在天津，小洋楼逐渐取代了北方的四合院，成为当地住宅建筑的新趋势；沉阳“建筑雄伟，与欧洲、西方相似，故建筑苍茫连云，高楼秀美，连绵数十里”（注：《上海风俗古迹考》卷97，礼俗3、客厅。）；在青岛，“城里的房子大多是欧式建筑”（注：袁荣搜：《中国风俗史》，第72页）；在汉口，“地大如天，hunhu中西工厂店铺密度日增。”（注：民国《奉天通志》。）上海大量西式建筑，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中式民居里弄房屋也有——间。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在租界、码头附近修建了里弄房屋。此外，随着西式建筑的传入，钢材、水泥、机制砖、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被广泛使用，这使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

6、旅游习俗的变化：旅游习俗与交通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牛车、轿子、木船，还有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采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的缺乏必然导致社会的落后。近代以来，西方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传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化。人们旅行的时候，一下子就从“乡下人”变成了“乡下人”。汽车兴起后，“男女不亲”的旧观念被打破，“男女坐在一起不觉得不舒服”（注：民国《胶澳志·民社志》卷2，海关与地方志。）。传统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的季节节日一般仍沿袭古代形成的民间节日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以传统历法，是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大多以民间传统信仰为基础。因此，很明显它们不适合落后的现代工业社会。清朝末年，曾有改变历法的呼声。梁启超于1910年撰写文章《夏口县志·序》，主张用阳历代替农历（注：梁启超：《夏口县志》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2.).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2日断然宣布国家改用公历，以与国际通行历法保持一致。历法改变后，必然会导致节日习惯的改变。首先，一些有意义的新节日、纪念日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纪念中华民国开国日（1月1日）和国庆日（10月10日）外，还包括革命烈士节（3月29日）、国耻日（10月10日）、 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1920年代、1930年代有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4日）、教师节'日等节日（8月27日）等。尤其是受西方习俗的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在城市中也很流行。这些都为中国的节庆习俗增添了光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纪念和庆祝婚姻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婚姻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封建包办婚姻。受性别平等观念和西方婚姻习俗的影响，1850年代和1960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采用西方仪式结婚。编者：《改用太阳历法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不分贫富、门第结婚的现象，西式婚礼逐渐产生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婚姻在大城市和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 “光宣年间，文明婚姻开始流行，在城市商埠得到提倡，在内地也逐渐被采用。” （注：徐克：《饮冰室合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7-1988页）。文明婚姻中，除了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需要牧师主持婚礼外，很多仪式大致都是从西方仪式移植过来的。虽然有一些中国传统婚礼的元素，但在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总之，近代“文明婚姻”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城镇的盛行，反映了中国婚姻习俗的变化，代表了晚清婚姻习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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