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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用简洁细腻的文笔，通过爱玛这个多情女人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生活。 《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其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折。
自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来，小说家们就知道，即使是小说也必须精心制作。这不仅是一篇堪称典范的小说，更是一篇堪称典范的散文。
然而，《包法利夫人》也给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注意到并批评福楼拜的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也被法院传唤：原来有人指控他“道德不检点”。此时，不少读者对福楼拜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就连一直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
在法庭上，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位作家被无罪释放。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力。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大意是直到福楼拜，小说才终于赶上诗歌。众所周知，欧洲小说首先区别于叙事诗。
换句话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过程的部分被剥离，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讲故事体裁。
随着小说的诞生，诗歌失去了“叙述”的天然权利，变得更加抒情。然而，与古代诗歌艺术相比，小说无疑是幼稚的。难怪它长期遭受忽视和歧视。
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不仅在于它作为一门专门艺术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模糊，还没有摆脱对诗歌母体的依赖。诗歌。
其特殊而严格的文体规定长期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讲故事性已经大大增强，但诗歌也能讲故事，而且一度很擅长讲故事。那么小说和叙事诗有什么区别呢？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标准也是借鉴于诗歌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时至今日，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词汇仍然是“这种伟大的史诗”。
“史诗”风格仍然是评判小说的最高标准。
这就像说你在小说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你必须到诗歌领域才能得到奖励。
福楼拜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是“新艺术的密码”、“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的叔叔左拉等人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版，福楼拜一夜之间成为了与巴尔扎克、司汤达相媲美的小说大师，并被公认为杰出的文体家。
福楼拜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包法利夫人》无可挑剔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现代主义小说家也将他视为自己的始祖和典范。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法国“新小说”，他们对福楼拜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和典范。福楼拜赋予小说与诗歌同等的地位。
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革命，新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将福楼拜视为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他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反对巴尔扎克。对格拉姆这样的“过时”写作方法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那么《包法利夫人》在风格和叙事上取得了哪些非凡的成就，在小说的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第一卷的第一个摘要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从第二次总结到作品结束，均采用第三人称。
这句话出现在作品的第一行：“我们正在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校服的新生和一个背着一张大桌子的校工。”在这里，“我们”两个字可不是随便写的，其意义非同一般。您可能想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始的。
例如：“路易斯·兰伯特出生在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斯·兰伯特）。
有人曾经问过这个开头的问题：谁在讲这个故事？是作者吗？为什么作者的语气如此不容置疑？为什么他什么都知道？当然，并不是每个小说的读者都会问这个问题，但这种明确无误、无所不知的语气表明作者凌驾于故事的读者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语气还没有完全脱离口述说书的形式。
如果有人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叙述者怎么知道？答案是“我们看到”；当叙述者“看到”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已经发生了）。作者就这样把读者一下子带入了事件的现场。与巴尔扎克相比，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加现实。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当时，福楼拜迈出的这一小步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我认为福楼拜的文体贡献当然不仅仅是代词的改变。这一变化的背后，真正建立了一种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在福楼拜的写作中，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全知的立场上，模仿上帝的声音说话；他不会随时从叙事中“出现”来评论作品的人物和主题并提供意义；他不再有特权将自己的想法和倾向强加给读者。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要求作家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贯彻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
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自行显现。他认为，不允许读者隐约感觉到或猜测作者的意图和倾向；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都不应该有作者思想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福楼拜总是“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作品中，像木偶师一样小心翼翼地遮住手中的琴弦，尽量不让观众察觉到他的声音”。
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这样写道：“说到我的艺术理想，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就像上帝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一样。” . 出现在大自然中。”法国学者布鲁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上，《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了某事的结束，也表明了某事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福楼拜的声音开始，在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能清晰地听到。
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迁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布斯所描述的作者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失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
有的同学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小说既然是虚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就达成了默契。换句话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故事（无论是客观叙述还是主观叙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重要的是，作者刻意将自己隐藏在作品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读者。 “引导”，只不过这个“引导”更加微妙、微妙。一种修辞的放弃，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建立。归根结底，“客观化”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也很有道理。坦白说，我也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福楼拜文体转变的意义。
事实上，福楼拜将自己隐藏在叙事之外只是为了更好地“揭示”；限制叙事视角的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得更大的自由。在全知视角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开放的（在古代讲故事的情境中，观众甚至可以直接向叙述者提问或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
但福楼拜并不满足于这种开放式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是有限的。
他更喜欢一种秘密的交流，也就是说，作者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观点和倾向，而是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的作品来看，我们在阅读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作者自己的倾向和意图。另外，我不同意“纯粹客观”的说法。
因为这个概念混淆了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而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部“纯粹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伯-格里耶等人所称的“物化小说”和“纯粹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也不是。可以说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毫无用处（至少他的嫉妒心还不错），但罗伯-格里耶把福楼拜的一些修辞兴趣发挥到极致之后，却出现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故事。 不足的问题：无论是“非个人叙事”还是纯粹客观物化在叙事中，作者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家的写作离不开语言工具，语言本质上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是“纯粹的”，也不是“对象的”。 “纯粹的客观性”如何实现？如果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伯-格里耶干脆不再写小说了（据说最近又重操旧业了），转而去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镜头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
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成立。
相机固然是一个东西，但操作相机的人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他或她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好恶。怎么能“纯粹客观”呢？在《包法利夫人》看来，福楼拜的改变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风格的和谐与完美，最重要的是叙事的比例感。我们之前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不太可能被轻易模仿。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更伟大），而福楼拜更多的是一个工匠。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出色的工匠。
《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打造的杰作，自上映以来就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风格非常敏感，创作态度更是认真细致。在《包法利夫人》中，作者没有随便处理任何细节或线索，力求做到完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得体、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各个人物的出现顺序、在故事中所占的比例、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
例如，艾玛第一次见到莱昂，但当艾玛和莱昂的关系迅速升温时，作者邀请他去巴黎。莱昂的离开留下的巨大情感空虚让她变成了飞蛾。他投入了鲁道夫的怀抱，当艾玛和鲁道夫的情绪冷却下来时，莱昂从巴黎回来了。
这样的安排，既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又使叙事跌宕起伏，避免了叙事直白的通病。
又比如，子爵和盲人都是作品中的象征性人物。虽然写得不多，但每次出现都有特定的含义，似乎预示着故事进展的一些微妙变化。艾玛的“失足”（她和鲁道夫掉进欲望之河）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十分重要，但作者选择的地点既不是鲁道夫的小屋，也不是他们走过的树林和花园。却被创造性地布置在了一次农业展览的会议厅里。与此同时，鲁道夫对艾玛的言语攻击常常被会议主席的讲话打断。
虚假的誓言和爱情的告白完全与牛种子勋章污水池之类的词并列在一起，而作者没有任何解释。
整个调情过程看似滑稽可笑，言语中却充满了压抑的、不耐烦的欲望。不同类型话语的展示所产生的张力使这一场景令人难忘。
事实上，这是我读过的关于调情的最美丽的一章。
关于语言，福楼拜在他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移动天上的星星，但结果只能让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对语言表达意义的巨大困难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作为作者表达的唯一使命；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作者的选材、选词到了痴迷的地步。
有人把《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作家最好的教科书，这个评价并不夸张。圣彼得堡的原名是什么？圣彼得堡在哪里？圣彼得堡是俄罗斯联邦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
